接下来，高务实奏疏中继续写道：“盖谓有国家者，不当私其利于已，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其利于人，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却人心而国家不可保，亦未尝利也；以义为利，则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财，其利为无穷矣。是则义利之辩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深省于斯？”

　　这一段则是像皇帝说明“义利之辨”为何重要。事实上，这一段不仅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为他的下文打下说理的基础。

　　“我国家以农为本，逐商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训。农者天下之本，亦为财货之本，故古人皆以为农之为盛，则国必盛焉。然则天下皆农，果可行耶？臣不以为然。

　　臣以为农之为本，如树之有根，根深则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为木，其势在干，其荣在叶。虽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轻其干、叶者也。

　　今臣有一言：无士则国不明，无农则国不稳，无工则国不强，无商则国不富。士农工商，虽有先后，独不可偏废，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为其首，农为其身，工为其手，商为其足。倘只余士农，则其人不可行动，不可作为，乃与人彘何异？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荡，泽被天下，惜农悯农，制诰以训。天下社稷，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终以重农悯农为要，诚推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却独不以兴修水利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问及各衙，其必曰：太仓不足用矣，固不得大兴。

　　又问：太仓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滥用，民财不可尽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为大谬不然！”

　　奏疏写到这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干货”了。

　　“臣察前宋苏辙《收支叙》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其言：‘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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