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战为好。他有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不过好在他不是总理。

　　耶稣历1918年10月20日，二月革命后在俄国逗留是一年多的中国对俄交涉特使陈去病照会全俄中央委员会，要求全俄中央委员会在耶稣历1918年11月10之前就外东北地区、玉兹地区以及突厥斯坦地区的边界谈判、签订合约做出明确答复。若同意谈判并签订条约，则立即开始谈判并确定谈判日程；若不同意谈判，那中方认为俄国将使用武力来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故而不得不宣布和布尔什维克俄国进入战争状态。

　　布尔什维克夺权后，负责对华交涉的加米耶夫一直对陈去病的谈判提议推三阻四。到最后他这个执行委员会主席被斯维尔德洛夫取代也没有一个准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条件根本无法细谈，陈去病除了对国内发一些俄国的情况简报外，根本就无所作为，这一次国内决心早日解决边界问题，他是完全赞成的。

　　中国的态度如此，俄国这边却感觉事情有些奇怪。革命之后，在列宁同志和全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看来，和中国的问题是最简单也是最不具威胁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最为清楚，中国人无非是要俄国归还俄属远东地区，以及承认外里海州、草原总督区、突厥斯坦独立。这其实和列宁之前宣布民族自决、许诺各民民族独立的策略是一样的――在自身力量无法顾及边界民族的情况下，承认其独立可以使其和白军相争，等苏维埃恢复力量后，再以加盟共和国的名义、以带路的邀请的名义将这些地方收回来。

　　所以对待中国问题最好的策略就是拖延，拖延到内忧外患解决后，两个大国再通过战争来决定边界。胜利了，那就是远东共和国、中亚共和国并入苏维埃；失败了，那就是苏波战争后的《里加条约》，当然这也是暂时的，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那些失地再要回来。实施了大半年的拖延战术一直执行的非常好，可现在，中国人居然不想等下去，想早些将事情确定。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包括之前外出的托洛斯基，所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都聚在一起商讨对华策略以及如何应对这一次中国人的最后通牒，刚刚回到莫斯科不久的斯大林再一次的把前几日他向列宁汇报过的内容告知全体委员:

　　“在察里津我遇到过一个中**火商人，他非正式的向我转达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他们可以承认苏维埃俄国，同时杜绝协约国从他领土上资助白军，并承诺给我们提供每年不少于两亿普特的粮食援助和平定国内叛乱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直到国内战争结束。另外，他们还可以提供不少于十亿华元的长期贷款帮助我们恢复工业和经济，这些贷款只需以俄国商品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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