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当彬彬有礼的道德圣人，如果每个人都是道德圣人，自然就不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了。

　　但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的。

　　但法治则不同了，法治最大的作用就是划出一条底线，实际上，法治自秦就有了，但是由于秦律过于严峻、秦朝二世而亡，所以世人皆说法治不可为。但是大汉立朝以后，仍旧使用许多秦律，只不过很多时候因为利益上的妥协、执行力上也远不如秦朝，所到导致法治无法执行到底。

　　到了黄巾之乱以后，汉家礼乐崩坏，其实又何尝又不是法治的彻底崩溃？战乱年代的人们个个朝不保夕、个个心有杂念，哪里还有人为民伸冤？而且很多时候，诸侯和世家门阀、官员就是各种冤假错案的制造者，难不成你还指望他们还自己砍自己？

　　后来的晋朝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内部利益团体林立、世家门阀蒸蒸日上，这些势力正处于最血腥、最原始武力积累阶段，一个个都用各种手段壮大自己、努力维护自身团伙的利益，背着皇帝、律法做了许许多多的交易，私底下做下的惨案更是多如牛毛，他们又怎么可能维护对自己不利的法治？

　　及至乱世，各朝有作为有能力的皇帝为了统一天下，也只好对将官、世家门阀睁一只闭一只眼，至于陈叔宝这类皇帝，他们只管在后宫醉生梦死，你能指望他去管国事？

　　便是以法治国的先帝，实际也是妥协居多，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徇私情、严于律己；为了让以法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得不拿自己的儿子开刀；可尽管如此，也只是给大隋王朝子民树立一个理念、一个标准而已，法治实际上并没有深入到地方。顶多就是在他看到的地方能够以法治国、以法治吏，而远了的地方，其实与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杨集这些年在凉州，一方面维持着对外的稳定，一方面对内部大力推行法治，不断完善着律法。几年下来，在没有太多干涉之下，凉州才有今日的气象。

　　从整个天下来说，杨集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若是其他大州也如此，那么以法治国实非空谈。

　　而王孝通的想法与徐文远不同，他同样知道法治的好处，因为太原王氏家大业大、枝繁叶茂，一名长老相当于一名宰相、一名管事就相当于一名刺史，子弟们为了争夺有限的长老、管事，同样是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而诸多长老、管事之中，也有人在贪污腐败、蚕食着王氏的骨髓，所以王氏也有一套家法，其严峻程度，尤胜国法。

　　但那是王氏之事，一旦出了王氏的门，王氏子弟就是一个整体，要是全国上下都依法治国了，王氏如何借势壮大？如果照杨集这种做法，光是清算旧案都能令他们王氏萎缩七八成实力。

　　“徐兄，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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