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夏被卷入罪恶中，他的第一念头竟是无视往日的感情，只希望远离罪恶的旋涡。在米夏重遇汉娜直至汉娜入狱，米夏的心态可谓一波三折，一方面他为自己的行为受到良心的谴责，另一方面他的懦弱又使他停滞不前。

　　米夏面对罪恶的方式，符合了大部分战后一代的心理，因为长辈们的集体沉默，战后一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蒙在鼓里，“不少起码的历史知识此前曾被长期掩盖。（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德国公众对历史的热情很高，证据之一是，当时联邦德国国内举行了为数众多、议题广泛的各种历史展览。”{13}战后一代骤然发现自己原来身处罪恶而不自知，作者将战后一代麻木、逃避、尝试理解、痛苦挣扎、解脱等心理状态集中于米夏的经历中，通过米夏这一个体展示了整整一代的痛苦和挣扎。基督教提倡人们要保持对上帝的敬仰，要诚实地向上帝忏悔自己所犯的罪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罪恶。面对罪恶，米夏的赎罪应是从汉娜的逝去开始的，他将自己保守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幸存的犹太女孩，随后将他与汉娜的故事写了下来并出版，从这一系列的行为中可以看到米夏正在有意识地正视自己的羞耻感，他不再躲躲闪闪、回避历史问题，开始真正地为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三、中西方宗教罪恶观的对比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米夏尽管为赎罪做出了种种的努力，但是他的罪恶仍未消除，他说：“我们的生活层层叠叠，下一层紧挨着上一层，以至于我们老是在新鲜的遭际中碰触到过去的旧痕，而过去既非完美无缺也不功成身退，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眼前的现实中。”{14}基督教认为，向上帝忏悔是人类减轻罪恶的有效方法，但是人类的罪恶是永远都消除不去的，只能依靠上帝的力量来减轻罪恶，而不能完全被消除。这与中国的罪恶观有明显的差别，同样是在集体灾难过后写下的著作《随想录》就反映了这种差别。巴金这位文化巨匠在“文革”中遭受了欺骗与折磨，在磨难过去后，他反思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自己为何没有挺起知识分子的脊梁，反而受了小人的蒙骗，开始怀疑自我；二是在蒙骗中，昧着良心向亲朋好友投石子，甚至以此认为改造任务顺利完成。他希望借着《随想录》一书赎清自己在道德上的罪恶，“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有债要还。”{15}显然巴金所犯的罪恶并不是真正的罪恶，他的罪恶是抽象的，是内心深处的。随着《随想录》的问世，巴金认为他在

　　请收藏：https://m.hcamdc.com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